论职业薅羊毛转售牟利行为的刑法边界

树英律师：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企业合规师，潍坊仲裁委、中卫仲裁委、玉林仲裁委仲裁员，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兼职讲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

执业领域：企业合规法律顾问、刑事辩护。刑事方面，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轻罪轻刑、疑罪从无的辩护。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反舞弊案件、重大疑难交叉案件，通过专业沟通，风险把控，系统操作，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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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为前提，且须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判断职业“薅羊毛”转售牟利行为是否构成诈骗，核心在于考察其组织非消费性批量采购的行为能否评价为对平台的欺骗。

首先，就行为方式而言，应审查全部操作是否在电商平台规则框架内完成。若行为人所组织的成员均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且每人领取、使用优惠券的数量均未超出平台活动规则设定的限制，则该行为实质上仅是利用规则所允许的个体额度，通过聚合大量真实用户身份实现规模化套利，并未采取伪造身份、破解系统等技术手段突破规则。此类行为与虚构订单、虚假注册或直接攻击系统等借助技术漏洞实施欺诈的行为，在手段违法性上存在本质区别。

其次，从平台认知角度审视，需要判断其是否陷入刑法意义上的错误认识。电商平台所设置的风控规则，核心目的在于防止单个用户无限制获取优惠，而非审查用户的购买动机或商品的最终用途。在平台与用户的合同关系中，用户的主要义务系支付对价，平台的主要权利则在于获取交易流水。一旦行为人完成支付并促成交易，平台通过发放优惠券所追求的“促进交易”这一直接商业目的即告实现。至于购入商品此后如何流转，属于权利人对合法取得之物的所有权处分，通常不在平台审查范围之内。这一点与商家和“羊毛党”内外勾结，共同虚构交易骗取平台补贴的行为模式截然不同。

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所有权犯罪，财产损失是其必备法益侵害要素。评判职业“薅羊毛”转售牟利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必须审慎衡量平台所支出的优惠补贴，能否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损失。

一方面，应判断补贴是否属于平台可控的、预设的营销成本。通常，电商平台通过规则明确限定优惠券的总量、面额及发放条件，实际上设置了相应的营销预算，直至领完为止。职业“薅羊毛”转售牟利行为并未且通常无法导致平台支付超出该营销预算的计划外补贴，这与利用系统漏洞无限刷券从而造成财产不可控流失的行为有着根本区别。

另一方面，应判断平台的支出是否获得相应的商业对价。尽管平台支出的补贴或许高于直接收入，但如果其从每笔成功交易中按比例收取费用，仍可谓获得了相应的商业对价，难以认定其遭受了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损失。从商业逻辑看，这本质上是平台以一定成本换取流量、交易数据与平台收益的营销策略，将此种符合商业预期且可量化的营销支出，直接等同于刑法上的“财产损失”，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更关键的是，在平台经济语境下审视“损失”，需要引入新的思考维度。互联网企业前期让利乃至亏损，往往是其拓展市场、获取用户的必要成本。职业“薅羊毛”转售牟利行为的危害，主要不在于造成企业个别财产的消耗，而在于可能使营销投入未能实现预期的市场推广效果，扭曲真实交易数据，进而扰乱建立在数据真实性基础上的市场竞争秩序和诚信体系。然而，这种对“市场秩序”的侵害，在性质与程度上与诈骗罪所保护的个别财产法益存在差异，将其径直上升为财产损失，尚需更为审慎的论证。

非法占有目的意指行为人意图永久性剥夺他人财产所有权，将之转归自己所有。职业“薅羊毛”转售牟利行为的盈利模式，核心在于“低买高卖”赚取商品差价，最终获利源自商品转售，而非直接侵占平台发放的补贴款项。据此，将该行为与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直接挂钩，依据并不充分。

从行为过程考察，该行为通常需历经组织人员、指导操作、联系发货、仓储管理、批发销售等多个环节，其获利本质上属于利用信息差与规模效应实现的套利贸易收益，而非单纯占有平台补贴。虽然行为人最终通过转售获利，但平台发放的优惠券已按规则被核销，相关交易真实有效，前置下单行为本身难以被评价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后续对商品的转售处置，并不改变前序交易行为的性质。

从数额对比来看，平台发放的补贴总额与行为人实际获利额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距，行为人利润的主要部分来源于商品转售的贸易利润，平台补贴更多是推动交易发生的因素，而非盈利的主要来源。这种获利模式与诈骗罪中行为人违法所得与被害人损失紧密直接对应的典型特征并不相符。因此，不能仅因平台支出了补贴，就当然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

平台经济作为经济形态创新的产物，其商业模式、营销策略与平台规则均处于快速迭代之中。职业“薅羊毛”转售牟利行为，的确利用了平台的营销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优惠券激励真实消费的初始目的，挤占了真实消费者的优惠资源，并对市场经济秩序形成一定干扰。然而，对于单纯利用规则漏洞，尚未达到技术性欺诈程度的规模化套利行为，刑法介入必须保持高度的审慎与谦抑。若过度扩张打击范围，则可能不当遏制正常的市场探索与创新，反而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目标相背离。

当然，谦抑对待不等于放纵不管。对于网络“薅羊毛”乱象，应当根据行为类型，精准界分刑事犯罪、民事侵权与正当交易的界限，实现有区别的依法规制。具体而言：通过购买他人账户、批量注册平台账号实施“薅羊毛”的，可能触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存在无实际交易的资金支付结算行为的，可考虑构成非法经营罪；利用技术漏洞攻击系统、以脚本篡改数据、伪造身份虚假交易或与商户勾结骗取补贴的，则应依法追究诈骗罪、盗窃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刑事责任。但本文所讨论的职业“薅羊毛”转售牟利行为，本质上是在平台规则框架内，依托真实身份和真实交易进行规模化套利，虽违背了规则初衷并扰乱市场秩序，却未直接侵犯个别财产所有权。对于此类行为，理应优先适用完善平台规则、强化技术风控、加强行业监管以及民事追责等前置性手段予以治理。例如，若行为违反用户协议中禁止转售的条款，则可认定构成民事违约，追究其赔偿责任；对于组织大量非真实消费交易的行为，因其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亦应依法施加行政处罚。

总之，刑法规制应当为平台经济的创新与活力保留必要空间，在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应有的灵活性与前瞻性，从而在发展中实现更优的治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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