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的刑事和解范围

树英律师：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企业合规师，潍坊仲裁委、中卫仲裁委、玉林仲裁委仲裁员，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兼职讲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

执业领域：企业合规法律顾问、刑事辩护。刑事方面，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轻罪轻刑、疑罪从无的辩护。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反舞弊案件、重大疑难交叉案件，通过专业沟通，风险把控，系统操作，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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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塔吉克斯坦；刑事和解制度；界定标准

在中亚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塔吉克斯坦的立法逻辑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形成显著区别。后两者的核心立法思路是通过明确区分 “公诉案件” 与 “自诉案件”，划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边界 —— 通常仅允许自诉案件或部分轻微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但塔吉克斯坦《刑法典》并未将 “案件属性（公诉 / 自诉）” 作为刑事和解适用的前置区分标准，这一立法选择使其案件范围的界定呈现出独特性。

需要注意的是，立法层面的 “不区分” 并未完全否定司法实践中的考量。在塔吉克斯坦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仍会隐性参照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的分类，其核心原因与被害人的控诉权限直接相关：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有权发起控诉的案件类型，仅限定于 “自诉案件” 与 “公诉 / 自诉复合型案件” 两类（前者由被害人独立启动追诉，后者可选择公诉或自诉程序）。因此，当被害人与犯罪人达成和解并申请撤销控诉时，法院的结案效力存在明确边界 —— 仅针对 “公诉案件” 作出结案处理，而自诉案件因被害人主动撤控，将直接终止追诉程序，无需法院单独作出结案裁定。这种立法与实践的微妙衔接，构成了塔吉克斯坦刑事和解案件范围的第一层特殊性。

塔吉克斯坦对刑事和解案件范围的另一重界定标准，是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但这一标准在《刑法典》与《刑事诉讼法》中存在明显的规定不统一，形成了司法适用中的模糊地带。

从《刑法典》的规定来看，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较为宽泛：明确允许双方当事人针对 “轻微刑事案件”“中等严重程度刑事案件” 达成和解，更进一步规定 “所有较严重的犯罪与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均可适用和解”。这里的 “较严重犯罪” 通常指法定刑相对较重，但未达到最严重级别（如无期徒刑对应的犯罪）的行为，而 “轻微犯罪”“中等严重犯罪” 则以法定刑幅度、社会危害性程度为划分依据（如轻微犯罪多对应罚金、短期监禁，中等严重犯罪对应中期监禁）。

然而，《刑事诉讼法》对这一范围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明确将部分严重犯罪排除在和解适用之外，典型如强奸罪等侵害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这种 “刑法扩大适用范围、刑诉法收缩适用边界” 的立法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折中 —— 对于《刑法典》允许和解但《刑事诉讼法》未明确排除的 “较严重犯罪”，司法机关需综合考量犯罪情节、被害人意愿、社会影响等因素决定是否准予和解；而对于刑诉法明确列举的严重犯罪，则一律不适用和解程序。这种立法不统一的现状，既给司法裁量留下了空间，也可能引发同类案件处理不一致的问题。

与案件范围的界定相配套，塔吉克斯坦《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程序的规定呈现出 “简化性” 特征 —— 并未构建系统、详细的和解操作流程，仅围绕核心环节作出原则性规定，但通过明确程序发起方式与决定权归属，保障了和解的合法性与规范性。

（一）和解的提出方式与权限

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若有意与犯罪人达成刑事和解，既可以口头形式向法院提出申请，也可以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及撤控申请，两种方式均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得因形式瑕疵拒绝受理。此外，《刑事诉讼法》第 73 条还赋予被害人向检察机关提出和解申请的权利，但检察机关并无最终决定权，其接收申请后需移送法院审查确认，即和解协议的生效必须以法院的认可为前提。这一规定既扩大了被害人发起和解的渠道，又通过法院的审查权守住了程序正义的底线。

（二）替代性结案程序的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 73 条还确立了针对特定案件的替代性结案程序，进一步细化了刑事和解的适用场景。根据该条规定，对于 “较轻严重程度” 或 “中等严重程度” 的 “公共性犯罪”（即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或 “公共性 / 私人性复合型犯罪”（既侵害公共利益又侵害个人权益的犯罪），若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侦查机关有权起草 “合理结案陈述”，并将该陈述连同和解协议一并提交法院审查。法院经审查确认和解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与第三人合法权益后，可依据该陈述作出结案决定，无需进入后续的公诉或审判程序。

（三）法院的最终决定权

贯穿整个和解程序的核心原则是 “法院主导”：无论被害人通过何种渠道提出和解申请，最终是否接受和解协议、是否作出结案决定，均由法院独立判断。法律明确赋予法官 “拒绝和解协议” 的权力 —— 若法官审查后认为，和解协议存在胁迫、欺诈等非自愿情形，或涉及刑诉法禁止和解的严重犯罪，或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如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可直接驳回和解申请，案件需转入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侦查、起诉、审判）进行审理。这一规定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通过司法权的介入防止了 “以钱赎刑”“放纵严重犯罪” 等不当后果，实现了当事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综合来看，塔吉克斯坦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呈现出三重核心特征：其一，案件属性（公诉 / 自诉）并非立法层面的绝对区分标准，但司法实践中仍会作为重要参考，且和解撤控的效力仅针对公诉案件；其二，犯罪严重程度是法定核心限定标准，但《刑法典》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冲突，需通过司法裁量予以协调；其三，和解程序虽未细化，但通过 “多渠道申请 + 法院最终审查” 的模式，实现了程序简化与权力规制的统一。

这种制度设计既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又坚守了刑事司法的公法属性，但其立法不统一、程序细节缺失等问题，也可能影响司法适用的统一性与效率。未来若要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需重点解决刑法与刑诉法的规定冲突，细化和解程序的操作流程，明确 “较严重犯罪” 的具体范围，以实现制度逻辑的自洽与司法实践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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