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双重股东代位诉讼的制度价值

树英律师：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企业合规师，潍坊仲裁委、中卫仲裁委、玉林仲裁委仲裁员，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兼职讲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

执业领域：企业合规法律顾问、刑事辩护。刑事方面，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轻罪轻刑、疑罪从无的辩护。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反舞弊案件、重大疑难交叉案件，通过专业沟通，风险把控，系统操作，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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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东诉讼；少数股东；前置程序

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增设双重股东代位诉讼制度，旨在应对公司集团化背景下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现实问题。该制度通过扩展诉讼主体、优化前置程序，为母公司少数股东提供了直接救济途径，填补了我国公司法治的重要空白。

（一）有效规制母公司控股股东的滥权行为

企业集团化已成为现代经济的主流发展模式。在母子公司构成的企业网络中，商业活动被分配至各独立子公司，母公司通过转投资注入核心资产，并借助选任子公司董监高实现对全资子公司的控制。实践中典型架构为：A 公司（持股 89%）与 B 公司（持股 11%）共同设立 C 公司，再由 C 公司独资设立 D 公司。此种模式下，控股股东的滥权空间被显著放大：

少数股东权利受挤压：在母公司 C 公司内部，控股股东 A 公司为牟取私利，可能直接或通过操控 C 公司管理层，实施侵害少数股东 B 公司权益的行为。

法人独立人格被突破：A 公司通过层层控股，将核心业务与人员下沉至 D 公司。尽管形式上 C 公司是 D 公司股东，但 A 公司通过任命 D 公司管理层，使 D 公司沦为其滥权工具，架空了两公司的法人独立性。

新公司法增设双重股东代位诉讼制度，不仅能对母公司控股股东的滥权行为形成有效规制，压缩其权利滥用空间，更是对我国公司法治中 “控股股东滥权规制不足” 这一短板的立法回应。

（二）丰富母公司少数股东的救济路径

现行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单层股东代位诉讼，将原告范围限定为 “权益受侵害的公司股东”，适用范围过窄。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曾尝试将 “董事、高管” 扩张解释为 “全资子公司的董事、高管”，但最终未获通过。

在集团化公司场景中，母公司控股股东若利用控制地位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会同时间接损害母公司利益、直接损害子公司利益。母公司少数股东本应享有救济权，但受限于单层代位诉讼的主体限制，实践中常出现 “曲线诉讼” 现象。例如某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案中，原告以 “被告利用母公司控股股东地位串通转移资产、损害母公司利益” 为由，要求被告向子公司赔偿。但该案中，直接受损主体实为子公司，且原告作为母公司少数股东难以举证自身受损，诉讼逻辑存在明显迂回。

双重股东代位诉讼直接赋予母公司少数股东起诉资格，规避了上述迂回诉讼的弊端，为少数股东提供了更直接、多元的权利救济手段。

（三）破解双重代位诉讼的法律适用困境

双重股东代位诉讼规则的缺失，曾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面临此类案件时 “无法可依”。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在 “赵某某与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中，二审法院明确支持股东提起双重代位诉讼。该裁判结果既体现了法院保护母公司少数股东利益的司法倾向，也折射出单层代位诉讼救济不足、法律规则缺位导致的裁判困境。

新公司法实施后，双重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的明确，将彻底改变此前 “于法无据” 的局面，为司法裁判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  

（一）填补申请机关的立法适用漏洞

以子公司为界，内部与外部救济应区别处理。新公司法明确 “交叉请求规则”：子公司董事侵害利益时，母公司少数股东可请求子公司监事会起诉；监事侵权则请求董事会起诉，以此防范不法者与公司机关勾连。

在公司可选单层制治理架构下，需细化规则适用。依据新公司法第六十九条与第一百二十一条，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由董事会内设审计委员会代行监督职责，如遇董事违规担保、关联资产转移等情形，审计委员会可代表子公司诉讼，此时母公司少数股东仅能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这要求强化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一是明确成员数量，有限公司至少 1 人，股份公司需 3 人以上；二是限制成员身份，除董事外不得兼任高管，可纳入职工代表保障意见多元，选任审计专业人员确保财务审计真实，为股东查阅权提供支撑。对有限公司 “至简主义” 架构（不设监事、监事会及审计委员会），需通过章程明确监督责任主体，母公司少数股东应向该主体提出 “交叉请求”。审判中可从两方面裁判：一是审查章程约定，若监督主体明确且行权无障碍，股东需先向其申请；二是严格程序例外，即便章程未约定，若公司存在实质监督人，法院不得免除 “交叉请求” 要求。

（二）无需设定申请的先后顺序

理论中 “先向子公司机关申请，再向母公司董事会申请” 或 “请求 + 通知” 的观点，与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四款 “穷尽内部救济” 要求不符。“通知” 仅为知会，非正式诉讼请求，且法律未规定申请顺序，股东举证完成 “交叉请求” 即可。从实践看，若设定先后顺序，母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在程序期间转移不法利益，导致诉讼胜诉后执行困难，故顺序设置无实际必要。针对母子公司均欲起诉的冲突，基于股东代位诉讼的补救性，应认可子公司起诉优先性。母公司需在子公司明确拒绝或逾期未答复后，方可取得诉权。审判中，法院可要求股东出具子公司拒绝证明，未获答复的应向股东释明。

（三）特定情形下豁免前置程序

前置程序旨在防范 “恶意诉讼”，但当子公司内部机关与母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利害关系、起诉无可能，或不立即诉讼将致公司利益难以弥补损害时，可豁免程序。股东若能证明向董事会请求无意义（如董事不中立、与侵权直接相关，且董事无法证明不起诉利于公司），即可直接起诉。

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25 条，前置程序针对一般情况，若 “无内部救济可能性” 可豁免。母子公司中，母公司控股股东常通过任职或委派代言人控制子公司，法院需审慎把握豁免要件。审判中可重点审查：一是子公司内部机关是否由母公司控股股东把控，若是则允许股东直接起诉；二是子公司异常对外担保、借贷等行为，若未获合法决议，可豁免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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