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 “明知” 的司法认定

树英律师：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企业合规师，潍坊仲裁委、中卫仲裁委、玉林仲裁委仲裁员，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兼职讲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

执业领域：企业合规法律顾问、刑事辩护。刑事方面，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轻罪轻刑、疑罪从无的辩护。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反舞弊案件、重大疑难交叉案件，通过专业沟通，风险把控，系统操作，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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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12 日上午，被告人谭某旗、谭某驾驶解放牌货车在某日化厂卸完货后，于厂门口与刘某锋（另案处理）相遇。刘某锋提出有货物需运往杭州，愿支付 9000 元运费。谭某旗询问所运货物种类，刘某锋未予告知，谭某旗因贪图运费仍答应承运。

3 月 13 日 19 时，二被告人按约定驾车至某停车场等候。刘某锋驾驶面包车到达后，要求二谭到面包车内等候，自己则将货车开走装货。3 月 14 日 5 时许，刘某锋将装好货物的货车交还谭某旗，预付 5000 元运费，并提供一部专用手机，告知该手机仅用于此次运输联系，且需接到其电话通知方可发车。3 月 15 日 18 时，谭某旗接到发车指令后，与谭某一同驾车启程。

运输途中，刘某锋通过专用手机掌握车辆位置，谭某旗查看路标反馈后，按其指定路线行驶。3 月 16 日 3 时许，二被告人在高速公路闽浙收费站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查，车上装载的 19350 条 “苏烟” 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商标价值达 208 万余元。

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谭某旗、谭某明知所运货物系违法所得仍予以转移，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二被告人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罪行并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谭某旗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四万元；判处谭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同时，没收查获的假冒伪劣卷烟、运输车辆及非法所得。

被告人谭某旗、谭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构成，应认定为何种罪名？

关于被告人谭某旗、谭某行为的定性，存在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其理由为：根据 2003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生产、批发、零售许可证而经营烟草制品，个人非法经营数额达 5 万元以上或非法所得 1 万元以上的，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以非法经营罪定罪。本案中，被告人谭某旗、谭某明知刘某锋无相关行政许可却从事烟草贩卖，仍为赚取运费提供运输帮助，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共犯（从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持此观点者认为：刘某锋生产、销售假烟的行为，属于以假冒 “苏烟” 冒充真品，且货值金额达 200 余万元，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谭某旗、谭某为获取运费提供运输协助，应作为该罪的共犯（从犯）论处。

第三种意见倾向于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意见的依据是：经专业鉴定，查获的 “苏烟” 系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刘某锋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尽管谭某旗曾询问货物种类遭拒，但结合其收取较高运费、使用专用手机并按货主指定路线运输等事实，可认定二被告人明知所运货物为违法犯罪所得仍协助转移，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

第四种意见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谭某旗、谭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我们认同第四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一）认定二被告人构成非法经营罪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证据不足。

判断谭某旗、谭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上述两罪，需以充分证据为基础。从二被告人接受专用手机并按刘某锋要求使用、遵循指定路线运输等事实来看，二人确实可能对所运货物为违禁品产生怀疑，但无法证明其明知货物的具体种类。谭某旗曾主动询问货物性质未果，在此情况下仍同意运输，符合货物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的一般心理。此外，跨省运输收取 9000 元运费，虽高于常规标准，但尚未达到 “明显高额” 的程度。

 因此，仅能认定二被告人可能知晓所运货物为违禁品，却无法证实其明知具体为假冒香烟。装货过程中，货主刻意避开二被告人，若二人明确知晓货物为假冒香烟，结合谭某旗曾主动询问的情节，未必会同意运输。综上，在主观故意方面，认定二被告人构成非法经营罪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证据尚不充分。

（二）认定二被告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既缺乏充分证据，也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仅能表明谭某旗、谭某可能知晓所运货物为违禁品或犯罪所得，却无法证实其明知具体为假冒香烟。结合谭某旗曾询问货物种类的情节分析，若二人明确知晓货物性质，未必会提供运输帮助，故认定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证据基础不足。

更关键的是，涉案假冒 “苏烟” 属于刘某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犯罪对象，而非犯罪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犯罪所得” 特指通过犯罪行为直接获取的赃款、赃物。本案中，只有当假冒 “苏烟” 销售后获得的货款，才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所得。综上，如果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谭某旗、谭某可能知道所运货物为假冒“苏烟”的，那么可认定谭某旗、谭某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共犯，由于货主的犯罪活动尚未完成，犯罪所得尚未形成，二被告人的行为自然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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