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与民营经济促进法协同共进

树英律师：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企业合规师，潍坊仲裁委、中卫仲裁委、玉林仲裁委仲裁员，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兼职讲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

执业领域：企业合规法律顾问、刑事辩护。刑事方面，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轻罪轻刑、疑罪从无的辩护。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反舞弊案件、重大疑难交叉案件，通过专业沟通，风险把控，系统操作，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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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犯罪与税收征管紧密相连。随着社会发展和企业财富增长，人们对税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税痛” 之感愈发明显。税法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盲点和痛点，因其涉及社会各方的税收利益。财税法素有 “顶天立地之法” 的称谓，它关乎国家征税权以及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当下，税收法治更是被视为强国之道。故而，在探讨企业涉税法律问题时，诸多方面值得关注。

以特朗普的关税问题为例，尽管关税只是税法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包括对等关税等举措，搅乱了全球经济秩序。近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否决了特朗普的相关关税战略，但该案件上诉至美国上诉法院后，上诉法院暂停了国际贸易法院的禁令，预计此案件最终将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得出结论。特朗普近期还宣称要将钢铁等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这一涉及利益的税收变动，让人们深刻体会到税收的影响力。对于我国而言，尤其是税收治理专业人士以及企业家们，更应关注其中的关键问题。

在法律制定与修订方面，涉及民生的法律通常会公开征求意见。然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进程颇为特殊。该法于 2012 年由国务院首次公开征求意见，后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财税改革而搁置。2015 年，国务院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原计划于 2018 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因当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改，考虑到个人所得税法旨在给社会让利，而税收征管法的修改侧重于严格征管，且主要针对个人，为避免抵消个人所得税法带来的利好消息，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暂缓提交。直至今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作为税收征管法修改的承办单位，第三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鉴于涉税法律问题的重要性，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不容忽视。对于此次征求意见，需明确对税收征管法的定位，因为这将影响相关条款的修改方向。2001 年以前，税收征管法主要侧重于国家征税；2001 年修订后，增加了诸多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条款，此时可将其视为国家征税权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利益协调之法。毕竟，国家利益源于众多纳税人的贡献，二者利益息息相关。

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还应注重培育税源与保障执法。在修订过程中，有人认为这会无限扩大税务机关的权力并限制纳税人权利，例如所谓的 “倒查 30 年” 引发广泛关注。实际上，依据现有法律，对于偷税、抗税、骗税行为的追究并无期限限制，并非随意变更。但在对平台企业的管理中，若简单适用民法商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求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提供平台内企业的纳税义务信息，需谨慎考虑，避免因过度监管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进而影响税源。因此，在修订时应让税务机关充分认识到培育税源的重要性。

从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角度来看，税收征管法的修订意味着权力的变化。权力的扩大伴随着更大的执法风险，因为部分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和程序。这就要求起草者和修订者在完善征管法时，充分考虑如何预防执法风险，合理限制权力，实现权力的平衡与规范行使。

此外，税收征管法还具有对外斗争的意义。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中美贸易战，税收征管法在争夺国际税源、加强国家税收管辖权以及推动税收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起草者具备全局观念，提高站位，从政治高度出发进行修订。

在税收征管法修订中，争议解决机制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现行征管法第 88 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与税务机关就纳税事宜发生争议时，需先缴纳税款再进行复议，复议后才能诉讼，即 “清税前置”。此次修订虽有进步，改为复议前缴税，诉讼前仍需缴税，但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与之对比，关税法第 66 条规定，关税纳税人在争议时复议和诉讼前均无需缴税。同为纳税人，应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应参考关税法的这一规定，以维护税收法治的公平性。若能实现这一点，将极大地维护纳税人权益，同时也会增加相关法律事务，律师等法律从业者将面临更多案件，但更重要的是推动税收法治建设。此外，现行税收征管法在诉讼前要求纳税人缴税的规定，本质上是一种有罪推定，因为争议中的税款并非确定的真实税款。为更好地维护纳税人权益，可考虑在诉讼前按照一定比例预缴税款，最终由法院判决后再确定执行方式。同时，对于税务机关可能担心的案件增多和税款流失问题，实践经验表明，如海关相关规定修改后案件并未增加，且随着科技发展和征管手段的完善，借助现代支付手段监管以及税法中的强制措施，无需过度担忧税款流失。在全国人大下次征求意见时，相关协会应组织专业人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而非泛泛而谈。

在执法行为方面，现行税法中的滞纳金规定存在问题。按照征管法，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18.25%，且可超过本金，这与行政强制法中滞纳金不能超过本金的规定相悖。为规避此问题，征管法修改稿将滞纳金改为 “迟延金”，但这实际上是对行政强制法的规避。回顾2001年征管法修改时，考虑到当时通货膨胀，年利率较高，且国家对私人财产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足。然而，2004 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并尊重和保障人权，刑法也相应地将偷税罪改为逃税罪。因此，征管法的滞纳金规定应进行合理调整。

关于追溯期问题，现行征管法规定对偷、抗、骗税行为无限期追究。从实际情况看，应区分不同情形。对于欠税情况，若企业长期拖欠税款，应依法处理；对于若干年后发现的以往偷、抗、骗税问题，需谨慎考虑。税法和刑法虽同为公法且具有强制性，但刑法的强制性更强。在刑法中，判处死刑的案件经过 20 年一般不再追究，税法也应设定合理的追溯期限。2015 年的征管法修改稿曾设定追溯期限，但此次修订又将其删除，这不利于社会稳定。

在罚款问题上，现行征管法及修改稿对于行政处罚的罚款规定为 50% 以上 5 倍以下，这一标准过高。在司法实践中，多数罚款不超过 3 倍，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如企业严重违法得罪税务机关时，才会被处以 5 倍罚款。考虑到实际情况，罚款标准可适当降低，如调整为 30% 以上 3 倍以下。此外，征管法中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尤其是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应明确程序和条件，避免无限扩大管理权限。

总之，涉税法律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在税收征管法修订过程中，需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平衡国家征税权与纳税人权利保护，完善争议解决机制、执法行为规范、追溯期和罚款规定等内容，以推动税收法治建设，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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