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报告里的职务犯罪案件

树英律师：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企业合规师，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兼职讲师。

执业领域：企业合规法律顾问、刑事辩护。刑事方面，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轻罪轻刑、疑罪从无的辩护。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反舞弊案件、重大疑难交叉案件，通过专业沟通，风险把控，系统操作，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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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能想到的解释是，去年审结的案件中有去年之前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可能是去年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截止二会前尚未审结。至于其他原因，还是略过不写了，

对比职务犯罪案件人数和行贿犯罪的人总数，也有很意思。职务犯罪的人数是行贿犯罪人总数10倍左右，当下的职务犯罪案件，受贿罪已经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其他罪名的比例相对还是很低的。根据我办理受贿案件的经验，一个人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行贿人超过10个人应该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行贿人的人数应该是受贿罪人数的10倍左右。

然而，根据两高披露的数字，司法实践中，则恰恰反过来。行贿人被处理的非常之少。去年审查起诉的300多行贿人，平均到每个省，连100人都不到。

为什么处理这么少的行贿人？

原因也不复杂：因为需要这些行贿人的口供来坐实受贿人的事实。一个行贿人往往不止给一个官员行贿，如果将这些行贿人和受贿人一并处理了，则在下个受贿案件中，其可能就不开口了。

所以，对于行贿人，侦查机关的策略往往是“放水养鱼”，只要配合做了口供，无论事实是否存在，笔录签了字就作数，则不会对其处理。等到办下个案件，又和这个行贿人又关系时，再把这个人叫到询问室做份笔录结束。

本应是犯罪嫌疑人的行贿人往往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案件中，而且办案人员也都习以为常。无论这些行贿人的口供是否属实，往往也就被认定为属实，金额往往就是这么来的。

我曾经和一些行贿人接触过，这些人的说法一贯是：JW让我这么说的，我也没办法。我问他们能否重新做个笔录时，他们都坚决不肯，担心会影响自己在本地的生意或生活。

所以，如果接下来行受贿一起处理的，估计大概率办起案来没这么容易了，我想，这也是留置期限需要延长的原因之一吧。

毕竟，没几个人能扛过这么久的留置期。如果在本地还有生意，随便一句让工商税务去查查公司就能让这些行贿人彻底投降。

因此，对于这些行贿人来说，这个趋势并不是什么好事，以后很可能无论是否配合都要被处理，无非是轻重而已。

对于受贿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行贿人开了口，受贿人不开口，等到移送起诉，公诉人一定会认为受贿人认罪态度恶劣，建议法院从重处理。

我看到最近刚刚判决的东方网总裁徐世平，受贿罪金额2600万，已经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这个刑期并不低，估计大概率自首、立功都没争取到。

实际上，如果案件本身有问题，还是可以考虑争取一下的，尤其当事人自己，虽然很难。如果自己都放弃抗争的话，仅靠律师的庭审辩护，恐怕很难有实质性改变。我办理的一个职务犯罪案件，金额还超过这个金额，但案件本身问题很大，当事人抗争的比较厉害，最后的量刑在十年以下。

如果仅从案发趋势上看，显然，反腐的情形不容乐观。

但这些案件中，到底有多少案件的质量是经得起考验的，恐怕也不容乐观。就个人的经验来说，离真正的法治反腐还有不小的距离

以我办理的一起案件为例，其中一个人被认定为“被索贿人”，金额接近千万。如果只看笔录，基本看不出什么问题。于是，我决定找这个证人核实情况。

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这个人说，这个案子案发的前两年当地JW就一直找他，让他承认这笔借款是受贿，他不肯，后来就一直找他。无奈之下，他说，如果想让我承认，必须让受贿人给我打电话。

于是，当地JW让当地公安找了个理由把他从外省监狱提到本地看守所，通过微信语音电话，让受贿人给其打电话，要求其承认“被索贿”。

后来，在笔录中，这起借款就成了“索贿”。但就这笔“索贿”的金额，刑期就在十年以上。

不出意外，很多案件都是这么来的。只是，如果不去亲身经历，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高级别的职务犯罪人还能在媒体里留下一鳞半抓，更多的低级别职务犯罪人和行贿人都杳无踪迹，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不得不说，这些人和我们一样，就像尘世沙，被风一吹就散了，没能在时间里留下痕迹。

总有一些力量让人感到无力和窒息，如同庞大的怪兽，吞噬和碾压着一切。

来源： “赵森写字的地方” 公众号 

作者：赵森律师